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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进出口贸易范例半岛综合体育6篇发布日期:2024-02-08 06:54:59 浏览次数:

  半岛综合体育官方网站入口基于出口信用保险的多种益处以及国家的支持政策,我们有必要更多地认识它,并更好地利用它,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开拓国际市场服务。但是我国目前信用的发展程度与中国外贸的增长极不相称,2004年据伯尔尼协会统计,目前全球贸易额的12%――15%是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下实现的,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出口信用保险涵盖率大概在20%――30%之间。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的渗透率只有3%,投保企业数目不足总数的8%,我国企业未收帐款额高达出口额的5%,出口信用保险却远远没有跟上外贸的发展步伐。企业应当很好地利用这种国家政策扶植措施降低风险,扩大出口,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仍没有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的风险意识还比较差,大部分企业认为他们的客户一般都是有着长期联系的稳定客户,不存在风险,没有投保的必要。实际上对各户的过度信任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侥幸心理容易造成企业外贸出口中的重大损失。有的企业甚至不知道出口信用保险的存在,或者是不了解出口信用保险这项业务,对其作用认识不全面。例如,目前资金紧缺是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普遍问题,但许多企业并不知道出口信用保险可以帮助他们的融资。企业保险意识淡薄的观念应当扭转,并在保险公司帮助下培训专门人员负责风险管理。

  许多国有企业习惯于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庇护下开展经营活动,盈利皆大欢喜,亏损挂在帐上,企业出口收不回贷款,最后都算在国家账上,而且继续照常做买卖。通过深化企业改革,使企业内部的各个方面成为真正的责任中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而使之成为能够对自己的生产经营高度负责的完全行为主体。也只有如此,出口企业才会把追求自身赢利作为其行为的最终目标,才可能在现实的经营环境中主动寻找其能够控制、操作或影响信用风险的因素,并不断调整其经营机制及经营内容,从而在经营管理中改变只注重销售业绩而忽视效益的观念,重视信用风险的防范。

  三、企业内部应加强管理,健全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加强核算和监督,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运用信用管理手段防范和降低经营风险是比较普遍的做法,企业应当建立一个在总经理或董事会直接领导下的独立的信用管理部门(或设置信用监理),从而有效地协调企业的销售目标和财务目标半岛综合体育,同时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科学的风险制约机制。企业集中各个业务员和部门收集的信息,实现对客户的统一管理。管理应全面,做到事前控制(客户资信管理制度)、事中控制(赊销业务管理制度)和事后控制(应收账款监控制度)。

  四、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出口企业都有可保需求,并不是所有希望投保的出口企业都可以满足

  如只赚取手续费的“三来一补”型企业一般不会面对出口风险,如果买家信用限额为0或上了黑名单以及投保人诚信出现问题等风险不可控的情况就属于不可保的范围。

  短期出口合同一旦签订后可就近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北京营业管理部或分公司(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宁波、厦门、广东、深圳)或营业管理部(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重庆、西安)联系投保,填制《出口信用保险申报单》立即申请限额,因为调查资信需要一段时间,包括内部周转时间、委托国外资信机构进行调查时间,有时长达1个月之久。出运选用空运方式或提单自寄,这样的风险已等同O/A风险,应申请O/A方式的限额。若投保中长期险,需在合同签订前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待买方信用限额批准后,企业可在该限额内组织发货。

  通常保险生效是从货物装船后开始的,装船前包括生产、运输、仓储的风险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的,这一点应引起大家的注意。在短期信用保险业务当中,装船日期必须要晚于保险公司保单批准日期,否则,保险无效。

  有些出口企业甚至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误认为做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后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只要进口商不付款,保险商就得赔付,从而出现不努力履约的现象。事实上,出口信用保险有一定的免责情况,一旦出现,保险公司是不负责赔偿的。

  1、拖欠保费超过规定期限,保险人有权解除责任。出口商投保短期出口信用险保费应在装船后规定时间内限期支付,投保中长期信用险保费必须在保单生效前支付。

  2、被保人未履行规定的义务。如被保险人在货物出口后变更销售合同的支付方式、付款期限以及其他可能影响保险人权益的合同内容时,未事先征得保险人的书面同意;出运日期早于限额生效日期等;买方宣告破产或丧失偿付能力后1个月后才告知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按规定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报损不及时超过规定的时间。

  3、被保违约未履行贸易合同交货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如出口商品质量与合同要求不符;装运数量不足或溢装;装运日期超过贸易合同规定的最迟期限;单据不符,单单不符等等由此引起进口商拒付。

  4、出口企业擅自寄单,银行擅自放单,运输人或承运人擅自放货造成的损失。D/P远期方式下,实际操作中,代收行或承运人以各种方式先行放单或放货给进口商几乎是常见的。一旦到期后,进口商故意拖欠货款或以质量等种种借口干脆赖账不付。

  5、超限额出运部分不赔。这里说的限额是指买方信用限额,它是保险公司批给每一买方的特定付款方式的最高信用额度,该额度至少应等于出口企业对买方在该付款方式下任何时候的成交放款额。

  出口退(免)税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出口货物在报关时免征国内或区内间接税和退还出口货物在国内或区内生产、流通或出口环节已缴纳的间接税的一项税收制度。出口退(免)税是为了平衡税负,使本国出口货物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货物具有相对平等竞争的税收条件,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出口,扩大出口创汇。目前,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惯例,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加入WTO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自由空间相对缩小,在一定范围内出口退税可以成为一种相机抉择的政策手段,通过对外需的调节而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这样出口退税政策就可以被看做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在鼓励外贸出口、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发展总共经历了五个时期:早期发展时期(1949—1957);停滞时期(1957—1978);初步恢复时期(1978—1983);形成时期(1983—1994);建立与调整时期(1994至今)。

  1994年中国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随之出口退税政策进入建立与调整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也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适时的调整。当年依据国际惯例,中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对出口货物税收实行零税率的政策,对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实行退税率为17%和13%的政策;对从小规模的纳税人购进的特准退税的出口货物实行退税率为6%的政策。出口退税和零税率政策执行不久,由于在进出口税收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少征多退、出口骗税和中央财政出口退税财力不足等问题,1995年和1996年国务院先后两次调低了出口退税率,即由原来的17%和13%下调到9%、6%、3%,综合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个百分点。1997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外贸进出口遇到困难,其增长速度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为了抵消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1999年7月1日,国务院决定提高一些大类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由9%、6%和3%提高到17%、15%和13%,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个百分点。2007年,为了进一步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中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同时,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2 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08年7月至2010年7月,为支持外贸出口,提振经济,保证就业,国家连续六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产业的冲击。

  从前几次调整的经验看,出口退税率与出口增长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如1995年7月1日,中国的出口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相应地,当年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的44.2%急剧降为下半年的8.8%,下调出口退税率的出口弹性系数高达9.39.1999年7月1日,中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相应地,当年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下降4.7%提高到下半年的增长15.8%,增幅提高20.5%,上调出口退税率的出口弹性系数为6.95.由此可见,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明显,出口退税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如何有效利用这一手段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服务是目前经济刺激计划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了很大冲击,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巨大影响,这对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无异于是一次地震。为尽量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上调出口退税率就是其中的一项政策。

  为支持外贸出口,提振经济,保证就业,国家从2008年下半年起,已经连续六次提高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是2008年6月13日、8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09年1月1日、4月1日。相关统计显示,出口退税率提高后,中国实际办理的出口退税明显增加,不仅缓解了出口企业的压力,部分调高出口退税率的产品还表现出跌势趋缓的积极现象。

  1.减轻出口企业经营压力,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据了解,纺织服装出口退税率每上调1个百分点,即可为纺织服装出口企业获得76亿元人民币的退税额。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8月和11月,国家先后将纺织品、服装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了2个和1个百分点,很快纺织工业产品出口形势就得到好转,2009年1月在工业出口下降了17.6%的情况下,纺织工业出口却能基本与2008年持平,仅下降0.2%。此次将纺织品、服装的退税率提高到16%,对于相关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盈利水平将带来实质性利好影响。

  2.配合产业调整规划,提振企业信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指出,可能是受到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2008年12月实现小幅加快增长。11月出口同比下滑3.8%的纺织纱线%,服装及衣着附件和鞋类出口12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0.9%和23.6%,较11月4.8%和21.8%的同比增速有所上扬。2009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人士表示,上调出口退税率,是为了配合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实施,在之前出台的调整振兴规划里就已经提出了通过增加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关税的办法来减轻负担。因此,上调出口退税率是中国主动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于缓解出口企业困难,恢复出口企业信心。

  1.出口退税率上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进出口形势。退税率上调对出口来说只是一个短期利好,并不能彻底改变外贸形势,因为中国进出口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需求决定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后,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大幅缩减,企业出口订单锐减。虽然企业可以通过迅速调整产品出口方向,将出口方向从欧美日转向南美等国家,有的企业也确实已经重新拿到订单、开工生产,似乎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每次出口退税上调后,很快就会收到外商提出降低产品报价的要求,导致企业并没有真正获得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政府补贴了外商,使得提高出口退税率实际效果有限。

  2.出口退税率再上调的空间已非常小。目前中国的增值税税率为17%,按照国际贸易组织有关公平贸易政策出口产品零关税的内容,企业出口退税率最高可至17%,一些企业人士和专家都表示,希望将出口退税率一次调整到位,甚至有些行业可望与国际接轨,实现零税率。但是在经历了近一年连续六次产品出口退税率的调高,大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率继续上调空间都非常有限。

  3.出口退税率上调可能使贸易出口摩擦抬头。国际贸易对一国进出口政策十分敏感,由于出口退税率的上调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使得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得以加强,影响了一些国家国产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可能造成贸易摩擦抬头。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了解到,2009年1月末,印度财政部保障措施局,对从中国进口的铝平滑辊和铝箔产品,发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要求利害关系方在2月27日前向该局表明立场。2月份又传出消息,加拿大对从中国进口的铝挤压材反倾销反补贴案做出终裁,认为中国铝挤压材行业不属市场导向行业,并裁定高额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日前加拿大、印度等国已经开始向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为使中国尽快走出出口大幅度下降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困境,在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上应该加强出口退税机制的法制化建设,确定最优出口退税率。

  中国现行的出口退税机制一直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出口退税机制不利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出口退税结构不能适应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不尽合理,出口退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等。

  中国加入WTO后,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到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去,我们在享受世贸成员权力的同时,也将不可推卸地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尽快建立和完善与WTO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已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税收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定主义原则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税法中的一条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目前,中国出口退税立法级次普遍较低,严重影响了税法的权威性和执法效率,也使税法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

  有悖于税法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在中国经济已驶上高速发展道路并已融入国际大循环的今天,这样的税收法律级次着实让人感到有点落伍。不仅退税资金长期不到位,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即使是日常的退税管理各个地区也自成体系,出现了大量的外部不规行为,使出口退税管理失去了统一性和规范性,也使中国出口退税难以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导致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扭曲,产生负效应。另外,也正是由于这种管理缺乏统一性,导致了出口骗税的屡屡发生。出口退税是促进对外贸易的财政手段,而外贸出口又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将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加快出口退税的立法步伐,在加快中国税收基本法的进程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出口退税程序法的立法工作,创造良好的退税外部环境,使之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将是目前中国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加入WTO后认真、严格贯彻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导致我国农产品所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态势日趋激烈。我国农产品产业的整体竞争实力弱化,部分省份及部分主要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出现大规模贸易逆差且呈现逐步扩大态势。我国农产品产业应对上述威胁与挑战的首要手段,是强化农产品产业的内在竞争优势。通过大力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可有助于增强我国农产品产业整体竞争实力,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水平的提升。

  我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应当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其一,我国主要农产品缺乏与其他国家农产品展开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从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状况来看,我国农产品主要品种的比较优势值呈现大幅下滑态势。我国的资源禀赋现状是决定我国农产品主要品种逐步丧失其比较优势地位的根源。根据基姆・安德森和速水佑次郎在《农业保护政治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耕地资源匮乏且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的农产品比较优势值下滑速度较快(基姆・安德森等,1996)。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城镇化战略的大力实施使得城市管理者通过占用农业用地的方式来实现城市地区的扩张,这使得我国传统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竞争优势在逐渐丧失。随着我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地区快速转移,我国农村地区直接从事农业作业的人口锐减,这将进一步使得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也在逐步丧失。由于我国农业产业属于各级政府严密控制的民生型产业,农产品的价格涨跌直接影响区域内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农业用地流转亦受到诸多制度限制,这导致非农资本缺乏投资我国农业产业的动力。其二,我国农产品企业缺乏在国际生态农产品需求市场展开竞争的比较优势。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导致各地农业生产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生态农产品产出总量难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加之我国国内农产品生产企业缺乏生态农产品的制造技术,使得我国生态型农产品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能力。

  其一,非关税壁垒是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非关税壁垒通常表现为外国政府运用非关税手段来对我国出口到其国家的贸易活动实施调控的政策措施的集合,其目的是限制我国农产品按常规路径向其出口的总量。鉴于非关税壁垒措施是对市场化自由交易精神的背离,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反对滥用非关税壁垒措施。在当前美国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农业产业市场而纷纷采取非关税手段制约我国农产品向其出口。为运用技术壁垒手段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美诸国为我国的外贸导向型农产品量身定做了一整套内容复杂、程序繁琐的技术性出口障碍,通过以过于严格的技术指标限制和苛刻的产品品质检验等方式打压我外贸型农产品企业。其二,关税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亦造成显著的制度障碍。当前世界各国纷纷以地缘和意识形态为标准来缔结区域性关税协定。各国间的关税协定在为缔约国之间提供关税减免优惠政策的同时,亦导致非缔约国享受歧视性政策。我国虽然在世界贸易协定和若干双边关税协定缔约领域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却未能与欧美日等主要工业化国家和世界贸易核心国家达成高水平的双边关税协定,在与欧美日等国展开农产品贸易时仍然受到不对称的歧视性关税待遇,这严重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稳健发展。

  其一,部分农产品生产者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策略削弱我国农产品品牌形象(马春林等,2010)。我国农产品的生产者数量庞大,生产者的农产品生产规模相对较小,该问题的根源在于出口贸易中的农产品缺乏明晰的品牌标识,农产品生产者缺乏建立品牌的利益驱动。某农产品生产者的产品品质的降低使得该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享有低成本优势,可为该企业带来短期销售量增加的切实受益,但单个生产者的农产品品质下滑可导致同类农产品的生产者共同受损。其二,我国高品质的农产品品牌缺乏系统性运营,品牌流失情况严重(马春林等,2010)。鉴于农产品的品牌资产具有多家生产商共享的特点,某一生产商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的行动将使得共享该品牌的其他生产者通过正外部经济渠道而受益。虽然我国传统农业产业孕育了丰富的品牌资产,但由于缺乏专业化农产品品牌资产运作机构的品牌运营策划,农产品供应链各成员企业缺乏动力来维护农产品品牌价值。农产品生产者因此降低对品牌产品的技术投入水平,导致其产品理化品质退化,产品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下降。其三,我国农产品品牌资产运作缺乏深度。深层品牌资产涉及品牌美誉度和品牌忠诚度,及由此引致的品牌溢价收益能力。我国农产品运营企业在深层品牌资产运营层面的缺失,导致其产品缺乏鲜明个性和卓越溢价能力,使得企业停滞于世界农产品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而难获突破性发展空间。

  其一,外商直接投资于我国农业产业有助于先进产业技术向国内农业企业转移,进而提升国内农业企业的研发能力。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投资我国农产品市场,有助于将其所掌握的世界先进农产品生产技术转移到我国农产品生产领域中。通常而言,跨国型农产品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其所掌握的先进技术转移给其在我国境内的生产企业。跨国公司内部农产品生产技术的转让策略有助于以技术溢出的形式给接受投资的我国农产品产业带来外部经济效益。外商投资农产品企业的外部技术溢出效应水平属于正外部效应,它可有效促进我国国内农业企业提升研发能力,为我国农业产业及农产品消费者带来利益。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国际先进农业产业对国内相关企业的转移,以有效提升国内农业企业的技术研发水平增强和生产效率提升,将我国农业科技研发从传统的技术吸收型研究转型为基础型及创新型研究。其二,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激发我国农业产业领域的人力资源活力。外商直接投资农业产业项目多为其员工及其供应商和经销商提供人力资源培训,外资企业员工及其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可以籍此提升其人力资源的技术含量,为我国农业产业技术的自主型研发提供契机。外商直接投资农业产业项目亦可用高薪和良好的工作环境来吸引国外高端人才来华工作和留学生回流,增强我国在高端农业产业科技人才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的能力,进而增强我国高端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其一,品牌持有企业通常制定完备的农产品原产地保护准则来确保农产品企业品牌与产品质量。世界各国消费者多为品牌推断型的消费者,传统的价格推断型消费者数量日渐减少。消费者通过识别农产品原产地标识的方式来辨识该农产品的品质,进而做出相应的消费决策。随着世界经济的稳步增长,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日益提升,这要求农产品生产及出口企业需要通过强化原产地标识的方式来为消费者提供有保障的高品质农产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利用消费者的这一心态,通过强化对其所投资的农产品项目的原产地标识保护的方式,来强化其投资项目的市场竞争能力。同时,原产地标识方式有助于隔离不良农产品事件对我国知名农产品品牌形象的侵害,扭转进口国消费者对我国农产品品质低劣的错误定位。其二,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推行合理的品牌延伸战略来促使农产品品牌形象的改善。跨国外资企业传统品牌具有强大的市场知名度与美誉度,通过恰当的品牌延展策略,跨国公司将其既有品牌向我国农产品生产及销售领域扩张,从而形成门类繁多的产品链。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尚处于发育初期,品牌延展战略可以有效地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品牌形象。借助外资企业成熟的产品品牌营销战略和市场营销渠道,我国农产品可迅速向世界农产品市场扩张。

  其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农产品品质。外资企业可以依赖其自身的农产品技术优势,以农业科技进步来调整产品出口品类,促进农产品产业升级。外资企业通常在农产品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高于国内企业,在新能源、新种植技艺、新化肥配方、新种子品种等方面获得创新型突破,从而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推动传统农业产业向高附加值的农业产业方向转型。同时,外资企业通过提升农产品的加工深度的方式来拉长农产品的供应链,从而提升企业的单位产品利润率水平,以规避部分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非关税壁垒。其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利于我国农产品非关税壁垒预警机制的建立。通过大力引入农产品产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有助于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非关税壁垒预警机制的建立。外资企业对于其所在国的进出口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规章制度较为熟悉,能够及时获取其目标市场的外贸政策措施的最新动态和消费者市场需求的即时变动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可将其所获取的农产品出口目标市场相关信息迅速向其国内供应链成员企业扩散,以确保其上游供应商能有效配合其农产品出口战略的实施。这使得我国国内农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及时获取国外农产品进口市场动向,并作出及时的出口策略调整,降低国外新设立的非关税壁垒对国内农产品出口型企业的影响。

  其一,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多元化战略来增加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我国传统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主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农产品市场多元化战略对我国农产品外贸导向型企业的要求,是在继续巩固我国农产品外贸的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挖掘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外贸市场,力争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外贸市场的出口比重有实质性增加,以避免我国农产品外贸受少数国家市场购买方的控制,保持我国农产品外贸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外资企业的市场多元化战略可以使得我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占有率更为均匀,从而有效规避了我国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外贸市场的冲突。我国的农产品外贸市场导向型企业可以通过均衡贸易对象国的方式来降低国际间贸易战的损失。其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可以推动农产品出口企业的产业集聚,增强农产品企业出口能力(苏李等,2010)。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实力相对较弱,导致企业出口农产品的附加值相对较低,亦缺乏应对国外进口市场日益升级的农产品进口质量检验和检疫措施。为克服单个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有必要通过产业集聚的方式来凝聚农产品企业的生产与销售实力,有效提升我国农产品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外商投资企业凭借自身强大的农产品技术研发能力和对农产品终端需求市场渠道的控制力,可作为核心企业来组织国内农产品企业形成农产品产业集聚效应,大力提升农业产业集群在资金、人才与技术等各领域的市场竞争能力,以产业集群的形式合力抢占国际农产品市场。

  1.刘林青,周潞. 比较优势、FDI与中国农产品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思考[J].国际贸易问题,2011(12)

  2.基姆・安德森,速水佑次郎.农业保护政治经济学[M].天津出版社,1996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尽管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取得了较快地发展,但在全国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本文利用最新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多变量回归模型,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主要是贸易条件、进口贸易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进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汇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很多影响因素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中部地区;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取得较快地发展。从1986—2006年,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总额由32亿美元增加到564亿美元,共增加了17倍,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从5.0%增加到10.4%,增加了1倍多。但是相对来说,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依然比较落后,在全国中所占比重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对外贸易在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导致的。从1996—2006年,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年均所占比重为88.2%,超过了4/5;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外贸易年均所占比重分别为3.2%、3.6%和4.9%,都在1/10以下。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对外贸易发展在我国如此大的地区差异?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应如何采取措施发展对外贸易?这正是本文将要探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相关研究回顾 西方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直都在注意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问题与规律,提出的国际贸易理论也相当丰富。尽管其中直接、系统论述或实证分析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内容相对欠缺,但不同时期理论与经济学家们对国际贸易形成的原因、条件等进行的分析为我们初步把握可能影响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因素提供了有益的引导。亚当·斯密把形成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地域、自然地理条件;大卫·李嘉图指出劳动耗费成本是对外交换活动的衡量标准,马克思强调了交通运输、通讯等在国际贸易中的一般基础地位。赫克歇尔和俄林认为各国或地区生产要素丰裕度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而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除了传统的资本、劳动、土地外,技术、信息、组织、制度等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容否认,以上大师们所提到的这些因素,都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可能原因,也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国外学者从外商直接投资、出口商品结构、劳动力要素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Camarero运用协整分析研究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品进出口贸易需求,证实了贸易与FDI间的相互促进作用。Clements在考察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原因时发现,进出口商品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日贸易的逆差。Narayan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考察1960—1999年中国实际收入、人力资本积累和实际出口之间的关系,发现长期上出口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实际收入之间都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短期上人力资本积累与出口之间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国内学者也选取了不同的变量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姚丽芳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认为,国内环境因子(GDP、投资、储蓄、利用外资、外汇储备、货币发行量)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贡献率在一半以上;其次是直接作用因子(汇率、关税率、贸易管理度)和基础准备因子(外汇储备),而贸易条件因子(价格指数)和外部环境因子(全球经济增长率)对我国进出口没有什么贡献。赵革和黄国华认为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来自国外的拉动力和来自国内的推动力。他们分析认为,加工贸易进口是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第一动力,接下来依次是全球经济的发展、外贸管理度、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实际汇率,而贸易条件恶化对出口贸易有负面影响。谭英平也考察了我国及欧美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因素,认为国内总投资、报酬水平、人均研究与开发支出额、人均计算机对中国出口额的影响较大,而其他因素影响较小。也有少量的学者对我国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郑英梅探讨了山东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认为经济规模、出口市场结构、产品/产业结构和劳动力要素与山东外贸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而FDI和技术创新与山东外贸出口之间不相关。 从对我国的外贸影响因素的分析来看,定性研究的较多,定量研究的较少,而现有的相关实证研究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第一,就全国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就各地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 少,第二,就出口贸易方面影响因素研究的较多,进口贸易方面影响因素研究的较少,第三,对单个因素对外贸的影响分析较多,而全面考察外贸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第四,变量的选择标准不一,结论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利用最新的时间序列数据,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多变量模型分别对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成为现有国内相关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 二、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 变量选择、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1)变量选择。本文对中部地区进出口贸易相关影响因素变量的选取,除了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和吸收国内外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外,还考虑了变量数据的客观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8个变量来分析中部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同时,把这些因素分为外部间接影响因素和自身直接影响因素。外部间接影响因素包括全球经济指数(WIII)、实际有效汇率(EER)、贸易条件(TOT),自身直接影响因素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外商直接投资(FD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人力资本投入(HC)、进口(IM)或出口(EX)。其中,进口贸易作为出口贸易的一个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之中,同样出口贸易也作为进口贸易的一个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之中。一般来说,关税税率也许足一个有影响的因素,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及世界贸易自由化,关税的作用逐渐下降,因而在此不予考虑;同样商品的价格也会对外贸产生影响,但中部地区商品价格的数据较难获得,因此也不予以考虑。 (2)模型建立。根据以上分析,以出口或进口为被解释变量,以其他8个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并为消除变量的不平稳性,对变量取对数,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aO、b0为截距,u1、u2为随机扰动项, 以上两个模型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关系的假设如下: ①全球经济指数。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中部地区外贸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国民收入将会增加,会扩大世界商品需求总量,因此将会增加对我国中部地区的进口需求,有利于中部地区的出口,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增长表明世界生产能力增强,将降低国际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从而会扩大中部地区的进口水平。因此,全球经济指数与对外贸易呈正相关关系, ②实际有效汇率。汇率对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有不同的影响。 对出口贸易而言,本币贬值,以外币表示的本国商品的价格将下降,会扩大国际市场对本国商品的需求,有利于本国的商品出口;对进口贸易而言。本币贬值,以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的价格上升,会减少本国消费者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将会减少本国的进口;相反,本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由于我国外汇标价是直接标价法,即以一定的外币表示若干人民币的数量,因此汇率即外币的价格与出口贸易是正相关关系,与进口贸易是负相关关系。 ③贸易条件。如果一国或地区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表明出口商品价格相对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的利润将会增加,这将有利于鼓励出口;而一国或地区的贸易条件改善,相对来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条件就恶化,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该国或地区的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就会下降,出口商品利润就会下降,这将会使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该国或地区的出口减少,也就是会使本国或地区的进口减少,因此贸易条件与出口贸易是正相关关系,与进口贸易是负相关关系。 ④国内生产总值。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对外贸易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一国经济的增长是出口贸易的保证,一国经济的繁荣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提高,生产能力的提高将会推动商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一国经济的增长也意味着国内需求的增加,需求增加是进口贸易产生的一个主要动力,将会促使本国进口增加。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与进出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 ⑤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替代关系、互补和不确定性关系。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与外贸的互补关系表现更为明显。一方面,通过外资企业的直接出口带动东道国的出口贸易,同时通过技术外溢、知识外溢等来推动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升级,都有利于东道国的出口扩大,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来到东道国,必然会带来投资国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些构成了东道国的进口,会使东道国进口增加。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 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意味着一国或地区基础建设的加强和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大,基础建设加强能够促进国内生产的快速发展,也能够促进企业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出口能力。扩大出口;而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大将会使企业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增加进口。因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 ⑦人力资本。对外贸易与人力资本存在着很强的互补关系,就出口而言,人力资本是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拥有较多较好的人力资本就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能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产品出口;就进口而言,国内较好的人力资本是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前提条件,没有人力资本做保证和配合,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人力资有利于扩大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因此,人力资本和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⑧进口或出口。考虑到进出口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在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模型中纳入进口变量,而在进口贸易影响因素模型中纳入出口变量。出口的扩大会导致进口的增加,而进口的扩大同样会促使出口的增加,因此,两者是正相关关系。 (3)数据来源。本文研究的时间序列数据年度区间为1986—2006年。所有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1987—2007);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7—2007)。全球经济指数、实际有效汇率和贸易条件引用赵革和黄国华的论文《25年来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因素分析》(统计研究,2006第12期),其中,全球经济指数以1986年为基期进行了调整。 2 实证分析结果 (1)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通过上述模型(I)进行回归,发现大部分变量不显著,因此逐步删除不显著变量LnGDP、LnEER和LnWEI,得到回归结果如表1,可以构造相对来说较为理想的回归方程: LnEX=-15.8965+3.7091LnTOT-0.1867LnFDI+0.4517LnlN-0.3067LnHC+0.6453LnlM 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较高,达到0.9551,说明模型的回归拟合优度很好,F检验值为59.6174,F>F0.01,说明方程总体线%水平下显著成立,同时D.W值为1.9607,说明这个序列排除了自相关的干扰。 具体考察各解释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发现有3个变量显著性水平比较高,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有2个变量通过了15%的显著水平检验,有3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各解释变量的分析如下: ①贸易条件、进口贸易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地区出口贸易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这3个变量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与出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一般结论相符。贸易条件系数为3.7091,说明贸易条件的改善对中部地区出口贸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近年来中部地区在提高商品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为商品质量的提高使出口商品价格上升,企业获取的利润扩大,刺激了出口的增长。进口贸易系数为0.6453,说明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中部地区的进口商品中制成品和先进的技术设备进口比重不断提高,对提高中部地区的生产能力,从而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扩大出口有一定的作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为0.4517,说明中部地区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力地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提升了产品的竞争能力,扩大了中部地区的产品出口。 ②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出口贸易作用非常微弱。这2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1867和-0.3067,而且它们只通过了1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我们可以说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与一般的研究结论不符,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之所以没有促进中部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在中部地区出口的比例本身就不太高,只有20%,与全国50%的比例相差也很远,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内资企业没有从中获益。人力资本之所以没 有促进中部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的大量人力资本外流到东部沿海地区,导致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较少,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也就不明显。 ③全球经济指数、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与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没有直接关系。这3个变量被剔除在模型之外,对出口贸易没有产生影响,这与一般的理论看法有些不同。本文认为,全球经济指数与中部地区出口贸易没有关系,可能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是对我国东部地区产生影响,较大的增加了对东部地区的商品需求,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出口,而中部地区处于内陆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变化相对来说不太敏感,因此对出口贸易没有显著影响。汇率与中部地区出口贸易没有关系,可能是因为货币的贬值会导致进口减少,从而抬高本地区的物价水平,长期以来国内通货膨胀率一直在较高水平上波动就与之有关,这将不断抵消人民币下调对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与中部地区出口贸易没有关系,可能是因为国内生产总值主要是国内需求的变量,主要用来增加进口,对出口作用不大。 (2)中部地区进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通过上述模型(Ⅱ)进行回归,发现部分变量不显著,因此逐步删除不显著变量LnlN、LnTOT、LnWEI和LnEX,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可以构造相对来说较为理想的回归方程: LnlM=-3.1276-1.2205LnEER+0.6445LnGDP+0.3113LnFDI+0.3140LnHC 回归分析的可决系数较高,达到0.9910,说明模型的回归拟合优度很好;F检验值为413.4164,F>F00.1,说明方程总体线%水平下显著成立,D.W值为2.1784,说明这个序列排除了自相关的干扰。 具体考察各解释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发现有汇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等4个变量显著性水平比较高,都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而且各变量系数的符号与一般理论相一致。说明这4个变量对中部地区进口贸易有显著影响。出口贸易、全球经济指数、贸易条件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4个变量与进口贸易没有显著关系,说明这4个变量还设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各解释变量的分析如下: ①国内生产总值半岛综合体育、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进口贸易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国内生产总值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0.6445,与进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一般结论相符。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导致市场规模扩大,有效地增加了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0.3113,与进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一般结论相符。说明中部地区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更重视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外商用先进技术设备作为对华的投资,增加了中部地区的进口,人力资本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0.3140,与进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一般结论相符。说明长期以来,中部地区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时,与之相配合的人力资本是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较好的人力资本将会增加这些商品的进口数量。 ②汇率即人民币贬值限制了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实际有效汇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1.2205,与进口贸易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我们一般结论相符。长期以来,我国过去高估的人民币币值不断下调,逐步趋于正常化。人民币贬值一般来说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人民币眨值使以人民币表示的外国商品的价格相对提高,削弱了在中部地区的竞争力,中部地区因此会减少对外国商品的进口需求,所以,汇率与进口贸易呈负相关关系,限制了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 ①出口贸易,全球经济指数、贸易条件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没有发挥作用。一般来说,出口是进口的保证,因为没有出口就没有外汇收入,就不可能进口。但是对于中部地区来说,外汇收入已经远远大于外汇支出,外汇储备也非常丰富,外汇不再是进口的一个约束条件,因此,出口与进口没有必然的联系。正如前面所说,全球经济指数提高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长,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提高,但由于我国中部地区并不是世界出口的主要市场,因此全球经济指数与中部地区没有体现相关关系。而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贸易条件的改善,但这种效应主要是发生在我国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进口贸易量较小,因此没有显著影响。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会引起对国外商品的一定需求,但中部地区的外资进入较少,投资主要来自于本地区的国内投资,因此对进口贸易影响并不显著。 三、简要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而且自身直接影响因素相对来说作用更大。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主要是贸易条件、进口贸易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进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汇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在所有影响因素中,自身直接影响因素相对于外部间接影响因素来说对中部地区的外贸作用更大。在出口贸易中,3个主要影响因素中只有贸易条件是外部间接影响因素,在进口贸易的4个主要影响因素中只有汇率是外部间接影响因素。 第二,很多变量没有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发挥应有的作用。经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本币贬值和国内外经济增长能够扩大一国或地区的出口,而出口贸易、全球经济指数、贸易条件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会对进口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但对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并非如此,这些因素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中部地区要发展对外贸易,就应该充分发挥所有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必须改善其对外贸易发展的环境,主要从以下三方面人手。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对外贸易硬环境。对于中部地区来说,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是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要工程宋完成,应有长远眼光,做好全面发展规划。一方面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要多方筹集和落实国内外配套资金,坚持国家、集体、个人、外商一起上的原则,除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拨款、国债资金、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国内银行贷款外,还应以转让、出让经营权和产权为突破口,积极吸引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形成畅通、安全、便捷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全面提高交通、通讯水平。 (2)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但能够通过其自身进出口带动中部外贸进出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因此,中部地区要采取措施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软硬环境建设。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第二,拓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领域,优化外资产业流向。第三,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大力发展企业并购;第四,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提高外资质量半岛综合体育,第五,积极争取国家优惠政策,同时加强外资引进的监督。 (3)大力培养国际经贸人才,提升外贸经营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市场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一支训练有素的外贸队伍是有效推动中部地区外贸事业持续发展的核心。中部地区要加大国际贸易人才培养力度、优化外贸人才的知识结构,并以此提升外贸的核心竞争力。为此,中部地区应该加强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培养一大批高素质外贸人才,应该将员工的教育和智力开发纳入企业发展规划之中,建立和完善职工教育和岗位培训的相应措施和制度;应该营造良好的机制,鼓励外贸人才合理流动。

  国际贸易亦称“世界贸易”,泛指国际间的商品和劳务(或货物、知识和服务)的交换。它由各国(地区)的对外贸易构成,是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国际贸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已发生,并随生产的发展而逐渐扩大。到资本主义社会,其规模空前扩大,具有世界性。

  对外贸易亦称“国外贸易”或“进出口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地区)与另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这种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对运进商品或劳务的国家(地区)来说,就是进口;对运出商品或劳务的国家(地区)来说,就是出口。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开始产生和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更加迅速。其性质和作用由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与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之比,以份额表示。

  国际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构成,即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贸易额与整个世界出口贸易额相比,以比重表示。

  为便于分析比较,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均以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itc)公布的国际贸易和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进行分析比较。一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可以反映出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科技发展水平等。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可以反映出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和科技发展水平。

  对外贸易值是以货币表示的贸易金额。一定时期内一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的全部价值,称为进口贸易总额或进口总额;一定时期内一国向国外出口的商品的全部价值,称为出口贸易总额或出口总额。两者相加为进出口贸易总额或进出口总额,是反映一个国家对外贸易规模的重要指标。一般用本国货币表示,也有用国际上习惯使用的货币表示。联合国编制和发表的世界各国对外贸易值的统计资料,是以美元表示的。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进口总额或出口总额用同一种货币换算后加在一起,即得世界进口总额或世界出口总额。就国际贸易来看,一国的出口就是另一国的进口,如果把各国进出口值相加作为国际贸易总值就是重复计算。因此,一般是把各国进出口值相加,作为国际贸易值。由于各国一般都是按离岸价格(fob即启运港船上交货价,只计成本,不包括运费和保险费)计算出口额,按到岸价格(cif即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计算进口额。因此世界出口总额略小于世界进口总额。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深入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目前,在东北三省范围内,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占据重要地位,其贸易额占东三省贸易总额的70%左右。近几年来,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额增长很快,对辽宁省的经济拉动作用较强。2012年,辽宁省对外贸易出口大于进口,处于贸易顺差状态,贸易顺差额为119.1亿美元,净出口对辽宁省经济的贡献率是13.1%,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辽宁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6.3%。

  从进出口总额看,2012年辽宁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1039.9亿美元,同比增长8.4%,其中出口总额579.5亿美元,增长13.5%。2013年上半年,辽宁省对外贸易增幅回落放缓,进出口总额543.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4%,较去年同期增幅回落10.7个百分点,增幅列全国第25位,其中出口额303.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0%,较去年同期增幅回落7.7个百分点,增幅列全国第22位。

  从贸易方式看,2012年一般贸易出口超过加工贸易出口。一般贸易出口295.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1.0%,同比增长32.7%;居于第二位的加工贸易出口,出口额230.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9.8%,同比下降4.0%。

  从对外贸易的国家看,2012年辽宁省对外贸易国家(地区)214个。但主要集中在日本、欧盟、美国和韩国,占辽宁省出口总额的52.1%。辽宁省对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分别是101.3亿美元、75.9亿美元、68.7亿美元和55.7亿美元,分别占出口总额的17.5%、13.1%、11.9%和9.6%。

  2005年以来,辽宁省对外贸易发展迅速,期间波动明显,如表1所示。2005年以来,辽宁省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都有大幅度增加,除2009年波动明显外,其他各年份都保持了20%左右的增长率。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的“裙带效应”显现,外需市场萎缩,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受到影响。从同期增长比可以看出,2008年的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已经放缓,同比减少0.9和5.8个百分点,到2009年,效应更加明显,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出现负增长,分别是-13.1%和-20.5%。2010世界经济触底反弹,世界经济开始复苏,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发展也随之复苏,2010年,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出现强劲反弹,增长幅度达28.2%和28.9%,超过2008年的总额。而到了201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回落,增长速度缓慢,分别为8.4%和13.5%。由此可见,辽宁省对外贸易发展稳定性较差,可持续性发展不足,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2011年,辽宁省经济总量22226.7亿元,全国排名第七位,而对外贸易总量960亿美元,全国排名第九位,出口总量510亿美元,全国排名第八位。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发展滞后于经济总量的发展,即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强。辽宁省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拉动,对外贸易对经济的贡献率不足。2011年,辽宁省的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为70.4%,拉动经济8.6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为-11.7%,拉动经济-1.4个百分点。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沿海优势没有彻底释放,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没有显现,从2005年开始,辽宁省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直为负值,2008年和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16.2%和-16.9%,对经济的拉动更是达到-2.2%的水平。因此,辽宁应加强对外贸易的发展,凸显沿海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强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辽宁省加工贸易方式所占比重逐渐增大,有打破贸易方式平衡的趋势。随着辽宁省对沿海经济带的重视和固有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加工贸易占总出口贸易的比重,从2009年起超过一般贸易所占比重,上升到主导地位,如表2所示。加工贸易占总贸易比重超过一般贸易比重,辽宁沿海港口优势没有显现。东三省和内蒙地区的货物出口从大连港出海较多,大连港负荷较大,影响一般贸易的发展。因此辽宁省应加强对其他港口的管理,比如丹东港。随着东北东部铁路大通道的贯通和鹤大高速公路的修建,东北东部各市(州)可以从丹东港出海,这可以缓解大连港的港口运输压力和增加辽宁省对外贸易中一般贸易所占的比重,整体提高对外贸易出口量。

  辽宁省的加工贸易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产品附加值低,多是对进料简单加工,然后出口。辽宁省的出口商品主要四大类:第一大类,原料产品,水海产品、冻鸡、玉米和鲜苹果等,属于农产品原料直接出口;第二大类,简单加工产品,食用植物油和成品油等,属于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出口;第三大类,高污染产品,水泥和钢材等,属于对环境破坏较大的产品出口;第四大类,劳动密集型制造产品,电动机,电视机和鞋等,属于需要低廉的劳动力支撑的产品出口。加工贸易中,以来料加工贸易为主,出口的产品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处于世界产业链中的下游和末端水平。辽宁省的加工贸易需要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产品产业链,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在整个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以此来改善辽宁省的对外贸易结构,实现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目前,和辽宁省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215个,但主要的贸易国集中在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美国和欧盟。辽宁省对外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相对稳定,但过于集中。辽宁省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和美国,因此辽宁省的对外贸易状况受日本和美国国内经济发展景气状况影响较大。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对外需求下降,可能导致辽宁省对外出口的直接下降;另一方面,受制于人,随着美国和日本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及非关税壁垒的应用,导致辽宁省对外出口的间接下降。

  2006年以来,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市场相对稳定,主要市场占出口总额维持在70%左右,日本市场相对稳定,居辽宁省对外贸易出口国家首位。对美国市场出口额从2009年开始超过韩国,欧盟市场略有下降。主要市场出口总额占对外出口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说明辽宁省对外贸易市场在不断开拓,新市场份额逐年上升。辽宁省在发展对外贸易时,应继续稳定亚洲的日、韩、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美国和欧盟等主导市场,开拓东盟、非洲、拉美、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拓宽贸易市场空间,提高外贸市场占有率。

  根据以上对现状和问题的分析,本文认为辽宁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

  服务贸易是对外贸易形式中附加值较高的行业,服务贸易的整体增长,可以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对外贸易总量,以增量的增加带动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因此,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是辽宁省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辽宁省在发展服务贸易过程中,本文认为可以从这几方面做起:第一,制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推进战略,凸显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国家战略优势。第二,充分利用辽宁现代服务业的后发优势,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现代商贸服务业、现代文化产业、旅游服务业、中介服务业和现代金融服务业,突出沿海港口优势,以大连港为主,周边各市港口为辅,由点及面发展现代物流业和现代商贸服务业,发展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业,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引进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和地区营销中心。第三,注重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和培育,形成服务业发展的集聚效应。借助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契机,对辽宁省服务业进行整体推介和宣传,扩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模,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使服务业成为辽宁省开放型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支撑。

  辽宁省既要加大贸易量,改变目前这种过度依靠投资促经济发展的短效机制模式,凸显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又要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在保证增量的基础上,优化加工贸易结构。这一方面有宏观层次的要求,要改变辽宁省的贸易发展模式,就要变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为基于自主创新的一般贸易模式,提高一般贸易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把沿海优势彻底释放,进一步突出沿海经济带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又有微观层次的要求,第一,要引导加工贸易企业与跨国公司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注重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研发能力;第二,要设立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专项资金,重点扶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多、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轻、产业关联度强的加工贸易企业,鼓励企业的自主创新;第三,要完善加工贸易产业集中区域的公共服务平台,提升面向加工贸易企业的公共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第四,要支持民营加工贸易发展,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扶持力度,促进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